2012年上海风电装机直指500兆瓦

简言之，权力来源于权利，按照社会正义的要求，它应当服务于权利的实现与增长。

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

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三是加快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建设。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四是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

纵观西方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史，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权力构造和治理模式的观念渊源。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灾害应对基本法制体系是以自然灾害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

*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指发达国家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赠与水平25％以上的赠款或贷款。而且，在交通、通信、信息、运输等社会基础设施高级化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因环境破坏而带来的空前的自然灾害威胁在大幅度增长。——译者注[7]对此间事情的正确研究，目前可参见河合干雄：《安全神話崩壊のパラドックス》，岩波书店2004年版。安全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国家安全的建构只有回归到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的原点上，才能形成合理的安全与安心的体制。

樋口陽一、吉田善明编：《解説・世界憲法集》，三省堂2001年第4版，第66页（野坂泰司担当）等均译作安全。换一个视角来看，同样在国际社会，1960年世界人口已超过30亿人，仅在40年后的上个世纪末时就成倍增长，突破了60亿人（准确地说是1999年7月）。

因而，在这一想法的前提中应该说暗藏着和平与开发的整合的构想，具有对因开发不足而引起的不安定进行预防性处理的政治含义。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人民的安全（safety）等同于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各种权利，并将建立新政府的目的作为统治的目的。[3]同时，警察与军事的近现代法律界限不再分明，军事的警察化和警察的军事化，警察与军事的融合变得十分明显。[3]关于这一点的文献很多，目前的可参见大沢秀介・小山剛编：《市民生活の自由と安全》，成文堂2006年版。

这种人为因素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不可逆转的自然秩序破坏。这些叠加起来填满了人们的心理，以此为推动，建立随机应变的概括性危机管理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如此看来，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志愿）联盟的传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无法抑制国际秩序的混乱因素，却可能在全球规模下得到控制、驾驭并有序化。[1]在国际社会，进入本世纪之后，以9·11事件为契机，主权国家宣传着恐怖主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高举反恐怖主义大旗，但以主权国家的自卫权为根据，开展了与其不相称的单方的美军、盟军、志愿联盟的军事行动，以这种军事行动为契机，又有所谓报复性攻击，两者之间无止境的连环杀戮，至此，苦心经营起来的抑制国际武力纷争的机制渐趋崩溃。

[4]参见2008年7月2日《读卖新闻晚刊》。这又导致了反常的气象，对环境破坏的威胁也是空前的吧。

[9]如此，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安心的法西斯主义[10]的警戒， 风险学的构筑也正在成为重要的现代学术课题。古関彰一：《いま安全保障観をどう再検討するか》，载《世界》第707号（2002年）、同《国家安全保障は平和を保障しない》，载于《論座》第97号（2003年）。

例如，安全带（safety belt）是具体地为了发生事故时的确保安全的装置，而安适毯（security blanket）*则是一种在婴儿睡觉时带来安心的毛毯，但毛毯本身并不一定有这样具体的效用。既有容易遭致恐慌的脆弱社会，也有防御弱、畏惧所谓网络恐怖主义的社会。粗略说来，历史的轨迹是这样的。若按照可供给的粮食、水、能源等的测算标准，这种人口爆炸是理所当然的，暴露出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威胁。顺便说一句，《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比《独立宣言》早二十多天颁布，与独立宣言及其内容紧密关联，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关系。美军以伊拉克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其发动武力攻击，使用了甚至包括贫铀弹这种核武器在内的高技术水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了消除感染症的威胁原因，开发出了抗生素，然而新产生的抗药菌实际上又反过来袭击人类，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nation虽然原本包含着多样性，但强制为一体性，即便nation内部因结构性矛盾而削弱了一体性，甚至崩溃，追求一体性的关键词却依然被频频使用，出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乖离。

这里，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将security译作疏忽大意（油断），从中所得的提示是有说服力的。正如某学者所准确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的安全保障（security）体系在属性上是‘依存于国家的构造，往往变得国民对安全保障漠不关心，于是国民放手让国家去消除威胁，实现确保自身安全的目的，这一安心便是疏忽大意。

或者说这些发展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克隆人、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不安。白取祐司：《人権宣言と刑事上の人権》，载深瀬忠一等编：《人権宣言と日本》，劲草书房1990年版，第108-112页。

[15]对于法国宪法、人权宣言的转变，以1950年代的长谷川正安的研究（收录于《法国大革命与宪法（フランス革命と憲法）》三省堂（1984年））为嚆矢，到近年的辻村みよ子《人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人権の普遍性と歴史性）》（創文社，1992年）已有丰富的研究史。简言之，其矛盾在于，一方是连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的存续也陷入危机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另一边却是（归根结底是以破坏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为目的）军费开支的国家财政神圣化突进。在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主权国家的门槛逐渐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13]例如，関之：《近代人権宣言史》，劲草书房1965年版，第39页以下。

safety 来源于sollus（完全），是指排除具体危险而获得的客观的安全，而security来源于securitas，是se（＝without）＋cura（＝care）的意思，不担心、没有不安，也就是意味着完全主观的安心。毋庸置疑，世界上常规性安全保障以外还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特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无法涵盖的问题在急速扩大。

[25]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困难，简单地可参见首藤信彦：《現代のテロリズム》，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7页以下。要缓和、消解这种世界规模的危险、不安和威胁，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饱食的日本，因未获得生活保护而饿死的人每年有50人，日本一方面自诩为平均寿命高，另一方面每年却有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21]仅从宪法学角度言及的已经很多，例如浦部法穂：《国家安全保障から人間安全保障へ》，载于山内敏弘编：《日米新ガイドラインと周辺事態法》，法律文化社1999年版。

另外，近代宪法的权利构想区别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随着这种以国家为单位思考安全的局限性的产生，返回原点，最终会发现有必要修改安全与安心的人类设计，提倡取代nation的security、或超越它的安全体系的范式转换。[30]E. Balibar, Droit de cité, Paris 1998, pp. 28-32.エティエンヌ・バリバール：《市民権の哲学》，松葉祥一译，青土社2000年版，第35-41页。和一般由于年纪大而求职困难、或无意求职的露宿者不同，很多网吧难民都是有心寻找工作，但只是做一些日薪工作的临时工。

另外，更为根本的是，将这一构想置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来看，这里所追求的安全和安心，在其标榜的普遍性的背后，也忽隐忽现着安全和安心不可或缺的新秩序与安定化的契机。例如，IT革命带来了信息化社会，一旦其信息系统受到下载的病毒侵袭，就会立即引起金融、交通、通讯、产业等社会基础部门的连锁性功能瘫痪。

然而，这些问题已由常规性安全保障体系加以取代，这样的理解也未必正确吧，各国政府也不是这样去理解的。[28]对此，可参见拙文：《憲法と公共・公共性・公共圏》，载森英树编：《市民的公共圏形成の可能性》，日本评论社2003年版，第6页以下。

众所周知，上述乐观气氛不久就被破坏了。Vgl., Ulrich Beck, Das Schweigen der Worter, Frankfurt a. M. 2001,日文翻译收录于ウルリヒ・ベック：《世界リスク社会論》，島村賢一译，平凡社2003年版。